天赐元年是公元404年，北魏都平城的第7年。据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统计，其间北魏从广宁(宣化涿鹿间)、山东六州、中山、漠北、安定高平（甘肃固原）迁入平城及其周围的的人口达150万之多，假如以1/5的守宰、吏民、百工伎巧落户平城计，是30万人；其时拓跋联盟的总人口也有150多万，以1/10居于平城计，有15万之多；李凭先生算出道武帝时北魏的军队总数为43万，假令以1/4驻扎平城计，至少是10万人。这样，道武帝时平城人口可达55万。这些人口大都住在宫城周围，而以城南居多，这些臣民需要筑城保护，于是便有了天赐元年20里的外城。既是外城就要把内城(宫城)包围起来。这个外城的范围大体上就是现在明大同府城再加上北面的操场城，但府城的东西城墙要向北延伸将操场城即宫城包进去。大同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明大同府城的东、西、南城墙均有北魏夯土层，将其指为天赐元年的外城问题不大。

还有一条史料是引起歧义和争议的，即明正德《大同府志》：“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因者，依也。旧土城，即历北魏至隋唐、辽金元留存到明洪武年间的北魏外城，亦即辽金及元前期的西京大同府城。南之半，就是南面这一半，而不是南半之半。增筑，就是加高、补宽、包砖。旧土城有南部这一半，必有北面那一半。只是北部那一半并非所“因”部分，而是“增筑”时所弃部分。为什么要因南而弃北呢？我猜想明洪武年间北魏的宫城四围尚在，仍自成体系。北魏的宫城很可能就是隋、唐恒安镇、云州和大同军以至辽金西京留守司的衙署。现存于陕西乾陵博物馆的《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夫人苏氏墓志之铭》即尉迟恭妻苏娬墓志，记其“以隋大业九年（514）岁次癸酉五月丁丑朔廿八日甲辰，终于马邑郡平城乡京畿里之第，春秋廿有五”，隋末的尉迟恭是刘武周的部下，他为刘武周镇守平城(时名恒安镇，属朔州马邑郡管辖)，与隋炀帝杨广作对。这个京畿里很可能就在北魏平城宫内。大同还出土《同十将冠军大将军守左金吾大将军李海清墓志》一方，记其“以贞元九年（793）五月八日遇暴疾，卒于云州城北平坊之私第”。这处北平坊也可能与平城宫有关。既然平城宫城围墙犹在，而此时它已非宫城重地，如果外面再包起一层墙来毫无意义。于是便只增筑北魏外城的南半而舍弃宫城外墙了。因外城的北墙在宫城之北，于是便取宫城南墙并在其东西各增筑一段成为新城北墙。这样一来，宫城不仅失去了外面的外城围，而且也缺了南墙，80年后的景泰年间右副都御史年富巡抚大同，乃复依平城宫城东、西、北垣并补筑南垣而成草场城，这就是现在的北关操场城。

经实测，从明府城南门北至操场城玄冬门北东西马路是2.9公里，明大同府城东门至西门为1.7公里。这该是魏都平城外城的范围，四周总长为9.2公里。按陈梦家先生考证的与北魏接近的北周1里约合今442.41米计算，9200米为北魏20.79里，合于史籍所记二十里之数。

北魏皇城在大同市北关操场城内的位置已经明确了。但是魏都平城并不仅仅是宫城这个小的范围，而是以边长近2里周长近8里的宫城为中心，还有20里的外城，32里的郭城。

先说宫城。六帝一后近百年平城宫经营，使其形成了西、东、中三个建成区。

西部宫区在汉平城即今操场城街西部，主要成于道武帝拓跋珪时期，为道武帝和其子明元帝拓跋嗣所用。西宫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宫殿群，在西宫门内，由南至北为天文殿、中天殿、金华堂、云母室、天华殿、永安殿、永安东序、西序。第二部分是礼制建筑，在西宫门外，主要有太庙、太社。第三部分是游乐设施，在宫殿群之北，主要有紫极殿、凉风观、玄武楼、鹿苑台、石池等，其西则有西武库。太武帝承继大统后，主殿区东移至东宫区，西宫地位陡然下降，可能还是台辅和各部的办公区，从太武帝灭赫连夏后让亡国之主赫连昌“舍之西宫门内”，可见宫区已非帝后居处之地。

东部宫区始成于道武、明元之时，为太武帝拓跋焘做太子时所居之东宫。其址在今操场城东街大同四中以东汽车市场和少体校一带。太武帝即位后改造东宫并更其名为万寿宫，前有永安前殿、永安后殿，安乐殿，后有临望观、九华堂等。太武帝从423年即位到452年“崩于永安宫”，在这里处理军国大事长达30年之久，这里曾是北魏统一北中国的决策中心。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也是在永安前殿。从“前殿”二字可知，东宫的永安殿与操场城街北魏1号、3号宫殿遗址一样，也是工字形复式结构。从太武崩于永安宫、文成即位永安前殿可以想见，这种复式宫殿，前面一般称殿，为皇帝朝会之所，后面一般称宫，为帝后居处之所。永安宫也应是文成帝和皇后冯氏早期(452～458年)的居住地。

中部宫区，位置在今操场城街南北中轴线及其两侧，主要建成于文明太后、孝文帝时期，始建则在文成帝太安四年(458)起太华殿之时。太华殿穷极巧丽，是文成帝的杰作。其时文成帝19岁，从19岁起脱离其祖父的旧宫，也标志着这位青年皇帝的自立自主。中部宫区是北魏皇城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处宫殿区。主要建筑，早期的主体建筑是太华殿，前有朝堂，后有安昌殿、宣文堂、经武殿。东有太和前后殿，太和殿前有皇信堂、九华堂、朱明阁、斋堂、白台，后则有乾象六合殿、紫宫寺、太官粮仓、地上悬物库。太华殿西有坤德六合殿、思义殿等。太华殿、太和殿、皇信堂是文明太后居处和办公的地方，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三项改革就出在这里。文明太后死在太和殿，因此太和殿便成了太和庙。太和十六年，也就是迁都前两年孝文帝拆掉太华殿、安昌殿等中部建筑，新起规模空前的太极殿及东西堂。其址即在操场城街中部东起大同四中、西到舒欣园小区、二面粉厂之地。南北几乎占满整个小城中区。

北魏皇城南部至少有三处门阙，中有乾元门，西有西宫门，东有万寿宫门。宫城东门为云龙门，西门为神虎门。中部从乾元门进去有中阳门、端门、东西二掖门，北门在这条轴线北端，位于宣文堂、经武殿之间，名叫中华门。

宫城南应该是大的开阔地，除有双阙、太社、太庙外，还有渠池、都街、广场。其地应在今大北街北段东西一带。2003年一医院门前出土不少北魏磨光黑瓦等建筑构件，应与宫前建筑有关。《水经注•?水》记从武周塞(今云冈峪)引武州川水(十里河)由小站村东北流至下皇庄西南，再由西郭引向“平城县故城南”，也就是宫城以南。这可能就是《魏书》所记道武帝天兴元年“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三年(400)“穿城南渠通于城内，作东西鱼池”。平城宫前大道以南“分置市里，经涂洞达”，《魏书·李安世传》说，北魏让李安世出内库所藏珍物于市上，请南齐使者刘缵任情交易，这个有别于“大市”的小市应该在宫门之前不远的都街。《魏书》所记太武帝执崔浩“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洒尿)其上”，以及文成帝打败他的竞争对手清河王拓跋绍后，“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其拥护者，都应在这个城南广场上。

宫城后有永兴园。永兴园为宫后御花园，应是明元帝永兴年间所建。太和十七年(493)三月，孝文帝改作后宫，“幸永兴园，徙御宣文堂”。宣文堂在宫城内北端，住在宣文堂，就便游永兴园顺理成章。永兴园内应有宫舍，是不是永乐宫呢？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在宫中大兴土木，就“移御”于永乐宫内。

大同四中东02年电缆沟北魏瓦件、灰烬堆积层 

上篇已讲到北魏道武帝建都平城，《南齐书·魏虏传》更具指为“截平城西为宫城”。平城就是汉平城，也就是发生过著名的汉匈白登之战的平城。关于平城的建城史，过去我们只敢说到秦汉，现在不是这样了。2007年省市考古所在北关操场城街东北部的翰林别苑小区工地发掘了北魏的太官粮窖遗址。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先生从北魏圆钵形粮窖与汉代数间小型房形建筑的叠压情况推断，这处北魏皇家粮仓可能是建在一座汉代仓储遗址上的。在这里不仅出土了29枚中为“平城”二字、周饰云纹的汉代文字瓦当个体，还出土了与山东临淄、内蒙定襄古城战国瓦当相似的具有战国时代特征的动物纹瓦当、同心圆纹瓦当、树木纹瓦当和素面瓦当五枚，2003年的北魏1号遗址也曾有一枚战国铜印出土。这些就把平城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战国时期，是不是赵武灵王开发并设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的公元前3世纪尚待更多的证据和研究。

平城的地理位置十分清楚，但是在一些文献中却并非如此。《大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钱穆《史记地名考》，都说汉平城在御河东的无忧坡上，也就是现在古城村之所在。谭其骧先生前些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朝•魏》仍然把平城标在河东。既然穆帝猗卢是修故平城以为南都，道武帝是建都平城，截平城西为宫城，那么只要确定了汉以前平城的位置，北魏的皇城也就可以确定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战国和汉代瓦当是硬证，还有一种硬证就是两相重合的汉平城和北魏平城宫城墙。大同市博物馆的曹臣明先生发表在2004年1月9日《中国文物报》的《大同调查汉代平城县城址》指出，操场城的东、西、北墙以及明大同府城的北墙中段，都存在着相互叠压的早、中、晚三期夯土，早期为汉代，中期为北魏，晚期为明代。这处东西、南北各979米的墙体便围起了汉以前平城和北魏平城宫。这些已为2003年在大同四中背后平城园小区发掘的1号北魏宫殿建筑遗址、2007年发掘的翰林别苑小区工地2号北魏太官粮窖及地面建筑大型遗址、2008年发掘的美好家园小区工地3号北魏宫殿遗址所证明。单就1号遗址的双阶式宫殿形制，3号遗址东西一排14个石柱础，2号遗址直径达25厘米、十分精美的大型磨光兽面瓦当、大型覆盆柱础，以及该遗址与1号遗址由中央踏道连接组成的工字形前后复殿，包括三处遗址出土的 “皇魏万岁”、“大代万岁”、“皇祚永延”“长寿永贵”等吉语瓦当，以及兽面瓦当、莲纹瓦当、佛陀瓦当、人面半瓦等便足以证明操场城北魏遗址的规格和性质。而凡出土北魏遗迹遗物的地方，上有辽金遗物，下有汉前建筑构件，这种重合情况，城墙如此，地层也如此。

不仅是正式发掘的三处遗址， 早在1998年在操场城东街大同四中建筑工地弃土中就发现过精美的“大代万岁”瓦当。2002年在操场城东西街管道沟中已经挖出了多处北魏夯土层，出土了许多北魏覆盆式和方形柱础、大形磨光瓦件、莲花纹瓦当、文字瓦片，砖质覆莲纹、飞天纹、动物纹等饰件、云母片，马镫、铜铎、石磨、石臼、鹿角、兽骨堆积层，陶质祭祀器和实用器，等等。其后家住附近的李智皞同志又在舒欣园等工地收集到“皇魏万岁”、“皇万岁年”、“富贵万岁”等文字瓦当。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战国、秦、汉平城的所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代魏早期南都的所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自398年道武帝都于平城历经明元、太武、文成、献文、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六帝一后近百年间，演出中世纪历史壮剧的平城、平城宫所在。

记住这里吧，大同北关操场城！

从这里开始讲北魏建都平城之后的事。

《大同日报》编辑部不久前开会讨论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北魏到底是迁都平城还是建都平城。《魏书·太祖道武帝纪》说，天兴元年(398)“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这里说的是迁都，当然是对的，但是讲建都平城也没有问题。

我们不妨先条理一下北魏天兴元年前后有关都城的一些事情：

一、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市凉城间)即代王位，建元登国；二月幸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土城子)，四月改代王为魏王，其年十二月慕容垂封拓跋珪西单于、上谷王，魏王不纳玺绶。

二、登国元年七月车驾还盛乐。

三、登国五年(390) 十月“迁云中”。

四、皇始元年(396)七月，右司马许谦上书劝进皇帝号，魏王始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

五、天兴元年六月“诏有司议定国号”，仍为魏焉。《魏书·崔玄伯传》记，道武帝进入平城正式登临大宝之前又一次议过国号，还是定为魏国。实际执行的结果，正如后来崔浩所言，是“代、魏兼用，犹彼殷商”。

六、“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诏崔玄伯等人典官制、定律令、协音乐、定郊庙、考天象。

七、天兴元年“冬十月，起天文殿”。“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天兴。崔玄伯奏从土德，服色尚黄，用夏历。

从上列七条可知，386年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旋即改为魏王。即位后次月自牛川“幸盛乐”，幸某地是皇帝亲临某地，可见当时并不把盛乐视为都城，半年后“车驾还盛乐”，一个“还”字才看出有都于盛乐的意思。但是其后五年却四幸牛川，说明牛川还是他的活动中心。牛川在盛乐之东，而就在登国五年十月却由盛乐西“迁云中”，云中是现在内蒙古托克托东北32公里古城村。次年又在托克托西南起河南宫，活动范围向西扩展，这可能是要避开太行山以东慕容燕的强锋。登国十年(395)的参合陂之捷使代魏国威大振，这才有第二年即皇始元年七月的许谦劝进，施之以“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和“改元”三事。

可以说，在395年前拓跋珪是代王、魏王，还不能称皇帝，因此把牛川、盛乐、云中说成都还有点勉强（前引《魏书》只言“大会于牛川”、“还盛乐”、“迁云中”，均未用“都”字），即便是396年许谦上天子尊号，也只有建天子旌旗和出入警跸这些举动，并未在戎马倥偬之间举行过一个盛大的登临仪式。直至398年到了平城，开始几个月也是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正式登临天文殿，进玺绶，接受百官朝贺是在天兴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历次年二月三日，改用天兴年号也在此时。当然，北魏作为一个成功的王朝，史家将其部落、部落联盟阶段的酋长、大人或由中原政权封授的“公”、“王”都称为“帝”，将其酋长或王、公居处之所称为都无可非议，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其时的代魏尚处于“居无定所”的阶段，很难确定何地为都、为城，况且早期的那些“都”能与后来正式建国、统一北方、与南朝相对立的大魏京师平城、洛阳相比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建都平城、定都平城当之无愧。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由云中(不是盛乐)到平城，对于代魏这个王朝来讲，对于史家记述来讲，是迁都，而对于平城这座城市来说，则是建都——在这座城市建都。

历史的演进具有必然性，但在必然之中往往存在一些偶然的东西，而这些偶然的因素又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太行山东的慕容燕原本比太行山西的拓跋代强大得多，但参合陂一场不可预想的兵败，使燕代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转。

北魏皇始元年(396)春，慕容燕为雪参合之耻，又一次西击代魏，在攻杀平城镇将拓跋虔后直下桑乾川，这于一年前的大败是挽回了一点面子，但却在参合陂祭悼将士亡灵时，致国主慕容垂痛极而崩，已经西进的慕容宝只好草草收兵，在中山(今河北定州)继后燕帝位。后燕此役惟一的收获是将其西北部的控制线推进到了代国的广宁(今河北宣化涿鹿之间)。派原属拓跋同盟的独孤刘库仁之子刘亢埿镇守。但是几个月后，道武帝便出兵击杀广宁镇将刘亢埿，又把这部分独孤部落迁回代地。

这次出兵实际上是出师中山国都的一次实战演习，从此役的攻守情况，拓跋珪看到进取中山，谫灭后燕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在其年七月始“建天子旌旗”，正式改元皇始，八月间便大举伐燕。经过半年的周旋，在扫清邺城(今河北临漳)、信都(今河北冀县)后，回兵中山，一举灭燕。这次胜利， “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很重要，得到朝思暮想的山东之地更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此役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山东六州民吏”，这些社会精英和经世之才的加入，加快了拓跋政权由野蛮转向文明的步伐，“百工技巧”的引进，则使代魏落后生产力有了得以改造和大幅提高的可能。

在代人而外，加入北魏政权的文臣武将，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西部的秦凉之地，其中既有汉人也有少数族，汉人如帮助文明太后、孝文帝改制的李冲，其父李宝就是西凉王李暠之孙；少数部族如太武至文成时的重臣源贺就是鲜卑秃发部南凉王秃发傉儃少子；于开凿云冈石窟有功的高僧昙曜，也是来自凉州的西域人。二是来自南朝的中原世族，如司马金龙之父司马楚之是司马晋宗室，献文帝平青、齐、兖三州时北入的投化客如崔道固、刘休宾、刘芳、蒋少游等人原本是刘宋臣僚。但是，西来北上的人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与东进的“两燕”人才相比拟。仅上述平中山灭后燕，一次由太行山以东至龙城(今朝阳市)地区进入京师的人口就有40多万。其时都城还在云中，但平城作为拓跋代的旧时南都，一定会是燕来客的安置之地，即便397年没有被迁至平城的“六州民吏”，到398年建都平城后也会渐次迁来“充实京师”。如，天兴元年十二月就有“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之事。

《魏书·道武帝纪》记，皇始三年也就是天兴元年(公元398)七月迁都平城后，拓跋珪让“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最后是“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这五人中，王晁二人不明籍里，邓渊、董谧、崔玄伯都是新入魏的慕容燕旧臣。道武帝时，邓渊曾奉诏撰《国记》十余卷。董谧与崔玄伯同乡，“以硕学播名辽海”。崔玄伯本名崔宏，是道武、明元朝社稷之臣。不仅“从土德，服色尚黄……行夏之正”等礼仪制度是他奏上的，就连“魏”的国号也是他帮助皇帝最终敲定的。崔玄伯及其子崔浩都是书法大家，崔浩在太武朝文治武功皆推第一。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平城秋谷不登，有人相信谶书，劝皇帝迁都邺城，崔浩大讲平城的战略地位，力阻南迁之议。他改定律令，撰写《国书》三十卷，平定铁弗匈奴赫连夏、沮渠北凉、辽东冯燕，统一北方，进击柔然，都靠他运筹帷幄。所以魏收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

另外，从慕容燕入魏的能臣名将、文人学士还有宋隐、宋辅兄弟、高允祖高泰、父高韬，叔祖父高湖、高谧父子，封懿、封玄父子，屈遵、屈须父子，公孙表、公孙轨父子，高祐、高和璧父子，张蒲、张昭父子，谷浑、谷阐父子，韩秀、韩务父子，李灵、李恢父子，郦道元的曾祖郦绍、祖父郦嵩，以及张济、李先之辈，等等。他们都为书写北魏王朝和魏都平城的百年辉煌史增添了浓墨重彩。

 下甘沟城路地以城为路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383) 的秦晋淝水之战，苻秦元气大伤，原先臣服于秦的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叛离。其年，先前依附于前秦的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三年后，即386年，慕容垂在中山(今河北定州)称帝，史称后燕。拓跋珪也脱离苻秦且摆脱独孤部监护，自立为代王。拓跋与慕容，本互为姻族，什翼犍先后娉慕容垂姑母、姐姐为皇后，慕容垂父慕容元真也迎什翼犍侄女为妻。慕容垂的姐姐昭成皇后是道武帝祖母，慕容垂实为献明帝（拓跋珪父）的舅氏、拓跋珪的舅爷。因此，脱离苻秦后，慕容垂曾关照过拓跋珪，但后来各自立国，遂成近敌，战事也频繁起来。

道武帝登国十年(395)，慕容垂遣太子慕容宝及慕容德率众十万伐魏，太祖道武帝避地河西。慕容宝不敢轻易渡河，退到参合陂东（今阳高天镇之间），营于蟠羊山南水上（蟠羊山似为今天镇县城东的盘山，“水”当为南洋河）。忽有大风黑气，状若长堤，或高或下，黑气覆于军营上空。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冥。其夜魏师突然出现在参合陂西，后燕三军奔溃，仅慕容宝与慕容德等数千骑逃窜，近十万大军生还的只有一两万人。

慕容宝不甘心参合之败，多次劝其父乘隙袭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三月，慕容垂与太子慕容宝率师越过五回道、天门山，出魏不意，向西直指平城。其时在参合大战中立了大功的陈留公拓跋虔以三万家镇平城，勇而轻敌，为燕军所败，人死城失。陈留公虔是道武帝的从弟，少以壮勇知名，素有“卫王弓，桓王（以虔死后追赠陈留桓王，故称）矟”之称。拓跋虔还有出使慕容垂、助慕容永击慕容垂、参合陂败慕容宝的特殊经历。道武帝让拓跋虔以重兵镇守平城，正说明平城战略位置之重要。因为在道武龙兴之初，平城是作为代魏重镇对太行山以东的慕容燕起攻守作用的。可惜拓跋虔辜负了皇帝的信任。

慕容宝攻下平城后，迅速向云中(内蒙托克托)进发，慕容垂则留在平城处理三万家俘虏的事。他想起前不久死于参合的六七万部众，于是专赴参合陂东，只见连沟塞壑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时，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71岁的慕容垂伤痛呕血，旧病复发。原本是要从平城西进的，见身体渐不能支，遂出平城北四十里羊水(淤泥河)筑燕昌城，居十余日，疾笃而还。慕容宝闻讯，只好收兵东还，未到延庆“老公”便病死了。

关于燕昌城，《水经注·?水》云：“如浑水又东南流，迳永固县（今大同北宏赐堡左近），县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右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周塞。北出东转，迳燕昌城南。按《燕书》，建兴十年，慕容宝自西河还，军败于参合，死者六万人。十一年，垂众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礼，死者父兄皆号泣，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焉。舆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即此城也，北俗谓之老公城。” 按照这样的线路，去年6月15日我得在新荣镇任职的学生指引，寻到了散见古砖旧瓦的下甘沟村。七八十年代我在新荣区时，村子是紧靠长城而建，如今迁到了东南一公里的城路地。城路地原是一道古城墙，后来被踏成一条田间直道，东西差不多有1.5公里。西面一里多范围多见绳纹汉瓦及灰陶片。中部渐渐出现辽金沟纹砖和旋纹陶片，东部0.4公里辽金遗物更多。疑似北魏的布纹瓦片也有一些，但特征并不明显。此地原本应是一座汉城，是不是《汉书》所记属于雁门郡的埒县（王莽改为填狄亭）呢？理由之一，《尔雅·释丘》注:“丘边有界,埒水绕环之。”其义似与羊水为埒而环丘有关。理由二，没有一座旧城，慕容垂怕难在短时内筑成一座老公城。此遗址中心为北纬40°15'43.20"，东经113°12'4.41"，地形由西北向东西倾斜，海拔高度西北1194米，东南1163米。城路应为南墙，南距羊水河糟约600米，北距明长城约1000米，城池方不足一公里。其地西南距新荣区5公里，东南距赵家窑水库也是5公里，东距得大高速公路1.7公里，东北距方山永固陵直线距离13.3公里。东南距大同市操场城玄冬门19.8公里。这样的位置，与《魏书》、《水经注》所记基本吻合，尚须作进一步的地面调察地下勘探。

昭成帝拓跋什翼犍，是平文帝郁律次子，东晋咸康四年(338)，其兄烈帝翳槐卒，尚在石赵为人质的什翼犍赴国， “即位于繁畤之北，时年十九，称建国元年。”汉代的繁畤在今浑源县西、应县东北，道武帝天兴二年(399)“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应与此繁畤有关。或在浑源、大同之间，离道武巡幸归来的这条“定州大道”不会太远。在《参合生榆》一节，我们已经讲到道武帝拓跋珪生于“参合陂北”，时间是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六月六日。依《魏书》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献明帝拓跋寔的遗腹子，《晋书·苻坚载记》却说他是什翼犍之子，长了一辈。李凭先生在《平城时代》中说：“在什翼犍诸子孙中，道武帝的地位是十分尴尬的。他是献明帝之子、什翼犍之孙；但是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又娶了其子献明帝之妻、道武帝之母贺氏为妻，似乎道武帝又成了他祖父什翼犍的儿子。”史界一般都认为道武帝为什翼犍之孙。但道武帝出生时其母很可能已是什翼犍之妻了，妻子在参合陂北产子，丈夫也应该在参合陂。这说明，什翼犍统国时仍处于居处无定所的状况，理由诚如其母王太后所言，“国自上世，迁徙为业”，“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魏书·序记》虽记“三年春，从繁畤北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王庭确乎返回了兰妃子孙的根据地云中或盛乐。但从其五年“幸参合陂”，其年“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按田余庆先生考证坛埒在平城西郊)。“因以为常”就是每年都要有集诸部祭平城坛埒之事。而二十五年、三十二年两个十月的“幸代”该另有“常例”。这说明什翼犍除云中和盛乐而外，至少还有繁畤北、南都平城和参合陂北的高柳一带等三座王庭。可见什翼犍繁畤继代王位后平城一带一直是代国的主要活动区域。

昭成帝什翼犍三十九年（晋太元元年，376），苻秦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与驻守和龙的范俱难、邓羌对什翼犍形成夹攻之势。什翼犍被俘至长安“入太学习礼”。六岁的拓跋珪则以“执父不孝”，流放蜀地。代国为苻秦所灭。什翼犍北归后死于云中，苻坚采纳了燕凤的建议，将拓跋故地及其部民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统于原先的邻部兼属下独孤刘库仁和铁弗刘卫辰之下。少年道武帝受制于刘库仁、刘卫辰，却得阴山北舅氏之族贺兰部庇护，赖以保留种族。

代亡五年，苻秦建元十六年（380），苻坚为了从根本上控制大漠南北，决定“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氐秦支胤于诸方要镇。在东部从幽州分出一部分土地，在现今的朝阳市设置了平州，以平州刺史兼任领护鲜卑中郎将。在晋阳，由并州刺史为领护匈奴中郎将，复西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苻秦的大鸿胪韩胤以领护赤沙中郎将的名义施行监护。乌丸府西移平城，至少说明以下几点：其一，经拓跋代近百载经营的南都平城，其规模已远非周围的两汉县、郡城池可比，俨然是卓然特立于长城大漠间的政治活动中心和军事重镇。其二，说明平城周围是一个乌桓种族集中的所在，这一方面是苻秦向以中原政权自诩，而于拓跋氏及独孤刘库仁、铁弗刘卫辰等匈奴故地的杂夷皆以乌桓目之，一方面平城一带确为夷狄之地，他很难管理，所以先是以夷治夷，由铁弗、独孤、贺兰互相牵制，后复施以治本之策，将大量西北氐羌种族迁徙于此，以改变这一新占领地的种族成分，并对它实施近距离监控。其三，乌丸府究竟在平城设置几年，是否到386年姚秦在长安代苻秦之时，已难稽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乌丸府占用了穆帝所修的南都故平城行在，还可能对战争破坏的平城城邑进行过修缮。

罗新、刘驰、戴卫红等考察大同操场城北魏宫殿遗址发掘现场

李凭、刘驰、戴卫红、曹旅宁等在方山永固陵

为期四天的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2008年5月27日上午在大同市晨光国际大酒店落下帷幕。会议期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南师大、首都师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日本龙谷大学、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以及山西大同大学和大同市文物、考古单位的专家学者考察了北魏明堂遗址、操场城北魏宫城遗址、方山永固陵、沙岭北魏壁画墓，参观了云冈石窟，又一次近距离感受了石窟艺术宝库的的雄姿和魅力，进而窥见1500多年前政教合一名义下各族人民的创造伟力。

与会代表认为，大同市的北朝史研究之所以能走在全国的前列，除了依托平城古都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外，主要是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几位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加之这些年来有关学会和单位通过办会、办刊、出书，使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专业机构和学术团体紧密结合起来，本地学者与外地学者紧密结合起来，开了风气，出了成果，也培养了人才。通过实地考察和学术研讨，会议取得了重要收获。

一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的参会，特别是他对拓跋早期平城迤南重要历史遗迹考察和研究的指导性意见以及关于办好大学、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的经验之谈都给我们以很深的教益和启示。

二是学者们对拓跋代三分期间中部猗?“参合陂北”的活动范围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参合陂北”的创业基地不止限于阳高东北地区，而且还理所当然地包括秦汉名邑平城及其以东、以南的大片区域。这就是说，在猗?时代已对平城有过长期经营，也可以说，后来的平城京畿范围早在猗?时代已经基本成形。

三是对猗卢时代公元313年以后的“南都平城”和“更南百里”的黄瓜堆小平城有了新的突破性认识，即小平城不仅指平城南百里的南平城(今怀仁县日中城故城)，而且还有更向南百多里推移的朔州梵王寺北新城。而猗卢时代的北新城又是献文帝时期的平齐郡和北齐末北新城领民镇都督和朔州治所。由陉北的北新城这座右贤王六修城，又可推断发现桓帝碑的陉南大邗城很可能就是其时的左贤王普根城，这就是说《魏书》所谓普根所据的“外境”或者就在陉南的雁门山中。

四是通过对近年来操场城内北魏一号宫殿遗址、北魏二号太官粮仓遗址、北魏三号宫殿遗址的发掘以及操场城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和深入研究，特别是会议期间省市考古工作者对操场城三处北魏遗址的地层分析和出土战国、汉、北魏瓦当、北魏砖、瓦、陶残件等实物的展示，与会学者对战国以至秦汉的平城县在今大同市北部操场城内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截平城西为宫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的北魏皇城就在操场城内。

(2008年5月24日)

耿彦波

尊敬的田余庆先生，

尊敬的李凭先生，

尊敬的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教授，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朋友们，同志们：

正当北魏建都平城1610周年和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之时，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山西大同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朝史研究基地和平城北朝研究会举办的北朝都城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今天在这里召开了，这是大同市以至全国北朝史学界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代表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位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大同市是1982年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公元三世纪末到五世纪末，大同作为拓跋代创业基地和南都的百多年和作为北魏都城的近百年，在推进国家政权封建化和多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创造了我国中世纪别具特色的灿烂文化，留下了云冈石窟、北魏平城遗址、方山永固陵遗址、孝文帝明堂遗址、灵丘“皇帝南巡碑”和御射台遗址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这些北魏都城遗迹，与公元十世纪以后244年的辽、金、元西京时期形成的上下华严寺、善化寺、浑源永安寺、灵丘觉山寺、关帝庙遗迹、公元十四世纪后明代边防重镇时期形成的大同镇城、长城及沿边堡塞墩台、北岳恒山，组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三大历史文化支柱，北魏都城遗迹在三大历史文化支柱中当然也是承重力最大的一足。

据我所知，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座的专家学者，对北魏特别是平城的历史文化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田余庆先生的近年力作《拓跋史探》，在不为一般史家所重视或虽有一般研究和一般结论而止步不前的地方避熟就生，攻难发微，如，先生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对《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阐述，使由这几部史书所昭示的史学脉络顿时清晰起来；又如，先生对代魏早期的“子贵母死制度”、“离散部落”等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拨理出其藕断丝连的蛛丝马迹，使之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尤其是对平城周围的“桓帝葬母处”、“祁皇墓”、“小平城”、“代王猗卢碑”、“平城郊天坛”等代北平城拓跋史迹振聋发聩的研究和发明，对我们大同市北魏和都城史的研究已经发生或继续发生着不可替代前导作用。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利用北魏平城时期极其有限的史料，条分缕析，探微发覆，选取了“皇权初建”、“太子监国”、“乳母干政”、“太后听政”等历史事件，对北魏平城政权演进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缜密的考证，从而勾勒出北魏平城百年政权改造和民族再造的基本轨迹。再如北京大学年轻学者罗新、叶炜先生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则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的开先河力作和里程碑。限于时间，对诸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成就不能一一所及了，总而言之，这次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先生们的光临，对大同市以北魏和平城、云冈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无疑是极大的推动力，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古城保护和修复也会理所当然地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促进作用。

我希望在会议期间，先生们多走走多看看，能在实地考察、感受和历史文献运用的结合上对诸位先生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对大同市以至山西省的北魏和平城历史文化研究水准有一个大的推动。更希望先生们对大同市古城的保护和修复贡献更多的真知灼见，以期把我们的这项工作搞得更科学、更扎实、更具文化含量，使国家级文保单位平城遗址和历史文化名城大同更加名副其实，更具非凡的魅力。

最后，预祝这次会议硕果累累，愿诸位先生在大同的四天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田余庆先生讲话

与田先生照

5月24日至27日，北朝都城和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大同召开。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顾问、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凭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系历史副教授、博导罗新博士，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驰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吴玉贵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室戴卫红，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曹旅宁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顾江龙博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博导张庆捷研究员。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教授，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刘宇卫研究员。大同大学、大同市文物、考古单位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大同市人大常委主任安大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阎文照、市政协副主席陈昌辉出席会议，大同市市长耿彦波因路阻未能按时到会，做了书面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