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志斋

关键词：墓志、平城、大同、沿革、里坊。
内容提要：由近年大同地区出土唐代墓志所提供的史料，条理唐代定襄、云州、云中和大同军城的沿革情况，以及唐代大同军城、辽金西京大同、明清大同府城与北魏平城的关系。

十多年来在大同市周围出土的唐代墓志，为研究大同城的沿革提供了许多正史上难以得到的宝贵资料。现就几个有关问题分述于后。
（一）从平城到定襄、云州、云中、大同
魏都平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改为恒州①，亦称代都②、北都③、旧都④、旧京⑤等。这些名称在大同出土的一些迁洛后的北魏墓志中也有反映。如1980年在城西“武周界”出土的正始元年（504年）的封和突墓志云，“公姓封，字和突，恒州代郡平城人也”，同年在城东“白登之阳”出土的永平元年（508年）的元淑墓志则云“以正始五年薨于旧京金城之公馆”。其后的恒州则是：“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⑥，北齐改北恒州⑦。隋则称恒安镇，属马邑郡云内县。
从北魏到隋朝，平城的沿革情况是清楚的。但是入唐之后，单从正史看就有点若明若暗了。《旧唐书·地理志二》河东道条是这样记载的：“云州 ，隋马邑郡之云内县界恒安镇也。武德四年，平刘武周。六年，置北恒州。七年，州废。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永淳元年，为贼所破，因废，乃移百姓于朔州。开元二十年，复为云州。天宝元年，改为云中郡。乾元元年，复为云州，领县一，户七十三，口五百六十一。”
关于北恒州。据以上史料，唐高祖武德“六年，置北恒州，七年，州废”。迄至今日，在大同地区尚未发现武德年间墓葬资料支持此说，而且这样的朝置夕废本身就令人生疑。我想，真实情况应当是这样的：武德四年马邑的地方割据势力刘武周虽在李世民的追杀中奔突厥被害，但此时唐王朝尚未真正控制陉北之地。因此，武德间的北恒州原本就是虚置。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同样是武德六年所置的蔚州，一开始就寄居于“并州阳曲县”，七年、八年又逐步向北分别寄治于“代州繁畤县”和“忻州秀容之北恒州”。武德六年的蔚州未能还置今大同东南的河北蔚县，而是寄置于太原北百里的忻州境内，同样的道理,武德六年的北恒州也未能还置雁门关外的恒安镇。耐人寻味的是蔚州的第二个侨治地竟是“忻州秀容之北恒州”⑧，可见武德初的北恒州是寄治于今大同南250公里的忻州境内的。
关于定襄县。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自朔州北定襄城（今山西右玉县北的内蒙托克托附近），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大同才名副其实地为唐所制。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突厥默啜破定襄，州又废。依《新唐书》，开元十八年（《旧唐书》是开元二十年，732年）云州收而复置，天宝元年，改云州为云中郡。按理永淳元年后便再无定襄郡、定襄府之称了。但新出土的一方唐代墓志所反映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据《唐故定襄郡定襄府果毅都尉安定梁君墓志铭并序》，志主梁秀“首官于石岭镇，时与功偕。俄将于安平府，寻而授定襄府果毅校尉”,“享年若干，即以其载月日〔天宝七载岁次戊子三月壬申朔廿五日丙子〕殡于新城之东原”。此志上世纪80年代出土于大同市御河东岸的曹夫楼村台地，距城1·5公里，与“东原”合。可见志中的“新城”就是定襄郡、府、县城，亦即明清和现在的大同城了。按新旧唐书《职官志》，府果毅都尉，为唐代中级武职事官。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 志中反映的是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罢郡为州，复以太守为刺史”⑨之前的官制。于此可见唐玄宗天宝年间在大同设了定襄郡和定襄府。这就是说，最迟到天宝七载郡、府仍冠以定襄之名。此时上距开元十八年是18年，加上贞观到永淳的42年，定襄之名在大同历史上至少被中原王朝用了60年。如果加上永淳元年到开元十八年沦入突厥的50年，就是百年以上了。
关于云州。云州之名的起始时间则是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罢郡为州”之时。这一点在近年出土的大同墓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唐故同十将冠军大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李君墓志铭并序》说，志主李海清“以贞元九年五月八日遇暴疾，卒于云州城北平坊之私第也……即以其年五月十九日权窆于云州城西南五里。”此志于上世纪90年代末出土于大同城西南振华南街附近，说明在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这里已不称定襄郡或云中郡，而是云州。《皇清河崔府君墓志》之“夫人王氏，以元和四年〔809〕四月廿七日倾于里舍，以其年七月五日奉寿阳之榇，归于云州城东南七里合袝”，《唐故节度散将骑都尉试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奉诚军押衙太原武府君墓志并序》之“公遘疾于云州任贤坊之私第……即以大和元年〔827〕十一月三日奄玄宫于先茔，州西五里之沙原”，《唐大同军故衙前兵马使彭城郡刘府君墓志铭并序》之“何图咸通六年〔865〕正月十一日殁于云州，取当年十一月十九日殡于州城之西南十里店之东隅”，《唐故宣州左押衙捡校国子祭酒充左教练使诸水军营使兼侍御史赵郡李公夫人汝南郡殷氏墓志铭并序》之“以乾符三年〔876〕正月廿二日奄终华帐，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安厝于云州西南七里，创茔之礼也”, 则说明从中唐德宗贞元年间至晚唐僖宗乾符中云州之制、之称未变。
关于大同军城。《新唐书·方镇二》云，唐武宗“会昌 三年〔843年〕河东节度使罢领云、朔、蔚三州，以云、蔚、朔三州置大同都团练使，治云州”。“ 四年〔844年〕  升大同都团练使为大同都防御使”。“五年升大同都防御使为节度使”。这是两唐书中在今大同市设置大同军城的唯一的也是最权威的资料。因此，这些资料广为研究者所征引，论者皆以为大同军出现于今大同市，是在大同军城由代州马邑县来置⑩之际，所以云州（前之平城、定襄）得大同之名是在晚唐的会昌三年置大同都团练使、四年升为大同都防御使、五年再升大同节度使之时。《资治通鉴》则以为大同军移云州城是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三月，割河东云、蔚、朔三州隶大同军”之时⑾，比《新唐书》会昌三年晚了16年。明正德《大同府志》谓：“（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置大同军节度”，“辽析云中，置大同县。”又比《通鉴》大中十三年后延了9年，未审何据。清道光《大同县志》则云：“五代唐仍为云中县，隶云州大同军。辽始置大同县（此大同县得名之始——原注）。”断定大同军始于五代的后唐，而大同县则始于辽代。于此可见，大同军城之置与大同城之得名是大同城市沿革中一个颇为混乱的问题。而近年出土的大同地区唐代墓志却为我们拨开了重重迷雾。下面我们先依次开列出大同出土唐代墓志中所涉大同军城资料：
《唐故京兆府甘泉府折冲都尉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常君墓志铭并序》：“终于大同军私第”,“于大同军城東南七里丙地平原，礼也”，“贞元六年岁次庚午十月十七日撰”。
《故河东节度散将守左金吾卫宁州三会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武君墓志铭并序》：“洎贞元九年十月廿七日，终于大同军私第”，“遂择其年十二月十五日权殡于大同军城西南五里平原。”
《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贞元十三〔797〕年终于大同军私第”，“贞元十四年”“葬于大同军西南七里平原。”
《夫人薛氏墓志铭 》墨书残志：“永贞元年〔805〕□月”“迁祔于军城南三里。”⑿
《唐故清河張府君墓志铭并序》：“春秋卌有七，以长庆四年〔824〕九月廿二日倾于大同军新政坊私第”，“遂用长庆四年仲冬月九日卜茔于军西南六里凤翅之岗。”
《唐故河东节度都游弈军左一将判官忠武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太常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 府君行年八十有二”，“宝历元年〔825〕九月十七日终于大同军游弈军营内之私第”“遂卜宝历二年〔826〕十月廿七日辛酉，权殡大同军城西南八里平原……岗名四会。”
《唐□志贤父墓志铭并序》残石：“……南…之右後军城四里有……大中二年（848年）四月……清河张氏……息曰志贤……明年十月四日合……   ”
《唐故宣州左押衙捡校国子祭酒充左教练使诸水军营使兼侍御史赵郡李公夫人汝南郡殷氏墓志铭并序 》：“令嗣大同军都防御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捡挍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充清塞军使。”
从上列出土唐代志石看，大同军城之名与“云州城”、“州城”并称，最早是在唐德宗贞元六年，然后是贞元九年、贞元十四年、永贞元年、长庆四年、宝历二年、大中二年、乾符三年。这就是说，出土墓志中云州称大同军城亦即大同城之得名，最早出现于德宗贞元六年，比武宗会昌三年要早53年。这是目前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的。遗憾的是大同尚未见到唐肃宗、代宗朝的墓志。 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大同军城的设置时间和大同的得名还能提前几十年。
实实在在地讲，两唐书对大同军城的记载原本就很模糊。因此，有必要从一些与大同军似无干系的资料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旧唐书·地理一》：“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天兵军，理太原府城内……云中守捉，在单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管兵七千七百人，马二千匹。……大同军，在代州北三百里……横野军，在蔚州东北一百四十里……”
如果这里的云中守捉使尚在现内蒙河的云中故地，那么代州北三百里的大同军已南移至山西境内的大同附近了，也就是所谓“开元五年，析善阳（今朔州市附近）于大同军城置”⒀之后的状况。而大同军移治于魏都平城亦即今大同市的确切时间则在唐肃宗至德初（756年）。对此，《 旧唐书·地理一》是这样说的：“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大同军防御使。云州刺史领之，管云、蔚、朔三州。”⒁这就是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复为云州”时大同军尚在善阳县东的马邑治所，即今朔州市，及至唐肃宗至德年间云州设大同军防御使后，这里就有大同军城之名了。至此，大同军南移善阳境又东移云州的路线和时间就清楚了。
（二）唐云州城或大同军城与北魏平城的关系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须先由新出土大同唐代墓志提供的资料了解一下唐云州城（即前之定襄，后之云中及大同军城）与明代所建大同城（即今大同市区）的关系。
 天宝七载《 梁秀墓志》之墓主葬地为“新城之东原”。出土地是大同城东门外御河桥东1·5公里的曹夫楼村附近，城与墓的方向是不错的。贞元六年的《上柱国常崇俊墓志铭》葬地为“大同军城東南七里丙地平原”，此志是家住大同城东南的水泉洼村老中医李汉章先生告知市博物馆收藏入馆的。离城七里和丙地平原也恰是今大同南门至水泉洼村东的距离和方向。元和四年《崔峤墓志》葬于云州城东南七里，其出土地大同市区东南智家堡村北至城七里的距离也与志相合。永贞元年的《夫人薛氏墨写残志 》“迁祔于军城南三里”，而墓志出土地大同南关迎宾东路市政府斜对面中行大楼南之大同电力公司宿舍区，距南门恰好是一公里多一点，这我亲自量过。 贞元十四年《李像恩墓志》葬地为“大同军西南七里平原”，出土地为今大同市西南不足4公里的大同机车工厂北。咸通六年的《刘良信墓志铭》，“殡于州城之西南十里店之东隅”，出土地为大同市西南大同机车厂门东侧实验室楼之北。西南的方向、距城十里的距离都不错，至今其西北尚有十里店村，其西南则有名十里铺者。长庆四年的《张山岸墓志》葬地为“军西南六里凤翅之岗”。出土地则是今大同城西南的振兴街，距城3公里也古今不爽。馀如1986年在大同城西偏南大批出土的贞元九年的《武青墓志》、《李海清墓志》，宝历二年的《李英华墓志》，乾符三年的《李公夫人殷氏墓志》，距州城、军城或云西5里，或云西南七里，或云西南八里，道里之异，乃振华南街住宅小区内位置不同所致耳。上述出土唐代墓志多集中于城西南，东南、正南也有几方很能说明问题。惟城北部发现的唐志极少，只有乾宁五年《张行本墓志》一方，葬地是“云州西北原”，遗憾的是博物馆今天的工作人员已难指其出土地点。尽管如此，这样的整理归类分析，结果还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已经告诉我们唐代的云州城、云中县城、大同军城东、南、西、北四至中的“三至”与明清大同城基本一致。
1995年至1996年，位于大同市柳航里（大同高专西）发现北魏明堂时，我们曾从“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内”以及“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判断，明代大同城的南北中轴线也就是北魏平城的中轴线，历千年而未变。这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有这样一种预感，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平城遗址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尴尬局面就要结束了。2002年4月至6月，在明代大同市北关操场城内的东西街差不多1公里平行的两条管道沟（路北为电缆管道，路南为雨水管道）内，发现了夯层断面和大量的北魏瓦件（包括兽面和文字瓦当）、砖饰物、石柱础、铁马镫、鹿角、牛马骨等大批北魏遗物。其上是辽金文化层，含有大量辽金深纹砖、白瓷残器、薄胎瓦和兽面瓦当。其下则是汉代文化层，断纹瓦、大型陶器残片、云纹瓦当等，似不比北魏遗物少⒂。2003年6月，一位同城的朋友告知，两年前在大同二电厂变电站工地北魏墓地发掘中曾出土太和十八年（494年）墓砖一枚。铭文有“赐秦州刺史□□□”，“葬于平城之阳十里略东”等语。他还说，参加这次发掘的同志多次以汽车计程，从墓砖出土地始，向北量行十里，正好在市区南街南端的善化寺和明大同南城门一带。这一发现是惊人的，它是不是证明上述唐代墓志所证明的唐代与明代基本一致的大同城南限同时也是北魏平城都城的南限呢？
明正德《大同府志》云：“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明代人记明代事，是不会错的。但是“因旧土城南之半”很费解，论者歧义百出。我们原认为徐达是舍弃辽金元西京旧土城〔亦即北魏平城、唐大同军城〕南部的一半而增高包砖。但是，唐代的纪年纪地墓志、北魏的秦州刺史墓砖却推翻了这一假设。角度换一换，问题似乎明朗了：“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徐达是不是舍弃原来土城的北半，依旧土城南增高包砖呢？大同市博物馆的曹臣明先生经过多年的认真调查、勘定，得出了令人鼓舞而信服的结论。
“在大同市城区，现存很多古代城垣，中部有明代‘南小城’城垣，北部有明代‘北小城’城垣（操场城）。历年的调查发现，在北部操场城的东、北、西墙及明代府城北墙中段存在着三层夹墙。除明代府城北墙的夹层是由北向南叠压外，其余三面均是曲外向内、从晚期向早期依次倾斜靠压着，可分早、中、晚三期夯土。三期夯土墙的夯土成分、夯筑技术、包含物等各不相同。”
“晚期的夯上墙壁面保存较好，高6—8、宽3米左右，夯层厚10—15、个别20厘米。土质疏松，黑色无花土，含砂砾量大；夯层表面无夯窝，系用大型夯具(如硪一类)平整过。内含辽、金至明代的陶、瓦、瓷片及大量煤炭渣。大同城区地下文化层的很多调查材料都证明，城区居民最晚于金代开始大量使用煤炭取火，郊区和乡村则可能例外。据明《大同府志》记载，操场城主体城墙的最晚建筑时间为明代。中期的夯土墙在地表上高3—5、厚1．5—3米。夯层薄，为7—13厘米。选用褐色、浅黄色两色土相掺和，总体色较浅，包含物为少量的汉代、北魏的陶片、瓦片及木炭粒。夯层平面有两种夯窝，一种为圜底，是用“馒头形”石夯杵夯成；另一种为平底圆形，边缘线规整，系用金属夯具所为。使用金属夯具的遗迹发现于操场城西墙和北墙中期夯土墙中。这种在选土、夯筑技术上要求如此之高的做法，应该与北魏宫城的皇家工程似乎有很大关系。同样的现象，如同时使用石夯和金属夯具等也发现于安家小村夯土墙御河东岸一段以及柳航里北魏明堂遗址的夯土中。早期的夯土墙在地表上残高2—5、厚1．5—4米，夯层薄厚不一。选土以深褐、灰褐色土为主，含沙，夯窝有圜底椭圆形和不规则底圆形两种，含汉代抹断绳纹的陶片、瓦片及木炭粒，陶片器型有釜、钵等。根据它的包含物以及叠压关系，初步认为它属于早于北魏的汉代墙体。”⒃
 根据以上的考察情况，曹臣明同志认为，操场城东、西墙内侧相距约979米，其北墙内侧距明代府城北墙南侧间的距离也是979米，汉城址的外轮廓大致呈正方形。它位于御河西岸。郦道元《水经注》所记述的汉平城县故城位置，与现在所发现的城址一致。
我本人在操场城东西街发现了大量汉、北魏、辽金建筑及生活遗物，特别是皇家建筑构件，曹臣明先生又确定了操场城街周边四里城垣汉、魏、明夯层叠压情况。汉平城县故城确定了，北魏宫城还会远吗？2003年3月我们终于在操场城北街大同四中北一个建筑工地又发现了一处开始破坏的北魏建筑遗址。经省市考古所半年发掘，一处南北宽44.4米，南北深31.8米的宫殿台基呈现在我们面前。宽60厘米、长80多厘米的大板瓦，以及兽面瓦当、“大代万岁”、“富贵万岁”、“皇□万岁”“长寿永□”等文字瓦当，终于向世人宣告：北魏平城宫已经初现端倪⒄。《南齐书·魏虏传》所载不错：“佛狸（太武帝）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北魏的宫城就坐在汉平城上，而根据大同出土唐代墓志确定的唐代云州城正是绕宫城南的郭城。
（三）唐代大同城的里坊
现有大同出土唐代墓志中述及的城内里坊有：
《李海清墓志》：“以贞元九年五月八日遇暴疾，卒于云州城北平坊之私第也，享年五十有三。”
《张山岸墓志》：“公讳山岸，春秋卌有七，以长庆四年九月廿二日倾于大同军新政坊私第。”“父讳庭□，以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倾于大同军新政坊私第。”“夫人李氏，以元和九年二月十七日，终于大同军城新政坊私第。”
《武言墓志》：“公遘疾于云州任贤坊之私第，不逾时月，奄然而去，享年六十有四。”
《张行本墓志》：“以乾宁五年九月三日寝疾，终于任贤里之私第，享年六十四。”
另外，提及具体丧葬处所的还有：
《李英华墓志》：“府君行年八十有二，天禄告终。抱瘿枕疾救疗不痊，宝历元年〔825〕九月十七日终于大同军游弈军营内之私第。”《李审夫人殷氏墓志》之殷氏则是“奄终华帐”。
《刘良信墓志》：“殡于州城之西南十里店之东隅，祔葬原之礼也。”
据大同市博物馆的曹臣明先生说大同市博物馆还有一方唐代墓志，有大同军城西南□里三井里云云。
馀则未及墓主所居里坊。只言“终于大同军私第”而未指里坊者，有常崇俊、武青、李像恩；只言“倾于里舍”者有崔峤夫人王氏；只言殁于云州而未言里坊者有刘良信。
上面指明城内里坊的四志六人，还应加武青一人，他与其子武言应同居任贤坊，应为七人。墓志中出现的这几个坊，在云州城当时的里坊中是九牛一毛。宿白先生说，*****后他曾参与对大同现代城市中保留的古代城市格局的调查。宿先生在讲述了明代大同与辽金元西京大同府、大同路的承袭情况和明代、唐代城垣不同夯层的贴附叠压关系后指出，大同城内的街道布局与隋唐长安洛阳里坊情况相同。即方形城，每面各开一门，四门内街道相通，合组成一个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四隅的每一隅，又都各设小十字街。这种小十字街范围内又以小小十字街划分，这种小小十字街的地名有些叫××十字，反映坊里内原来即是以小小十字街为一个城市的较小的单元。大同市这个实例，给我们找唐代地方城址暗示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⒅。宿白先生的论述无疑是精辟的。其实，在我看来，明代大同城这种“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毛毛巷”的棋枰式布局，不仅显示唐代的云中州城的城市格局，更反映着北魏平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当为闭）坊搜检，以备奸巧”的布局、建构甚至是名称〔北平坊似为某北平王故宅的所在地，新政、任贤则与施政有关〕。在南朝人眼里，平城里坊的生产功能被忽略了，只强调了它的治安防卫功能。及至唐代，大同作为一座军事重镇，其军事和防卫上的意义比之北魏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文所举唐志的墓主人，除志石残漶身分不明者外，几乎全部都是武职官员及其家属，高者有三品以上方面大员，如左金吾卫大将军、赐紫金鱼袋上柱国、陇西公等。有军押衙、州刺史兼军使等，唯一的画家张行本〔自谓“世袭于丹青”，“唯唐初将军僧遥（繇），即其裔也”〕还被元戎任命为衙前兵马使。这是时代特点，更是地域特色。彭城刘良信，实际是土生土长的云中人，很可能是当年六镇酋首的后裔。他的父亲刘兴守做到河东节度押衙，他本人是大同军衙前兵马使。四个儿子的名字更有特色，圣郎、定戎、大塞、小塞，分明是从大同里坊、街巷中生长出来的根苗。大同的里坊养育他们，他们也使军城的里坊万世不衰。
（四）简短的结论
一、从这些唐代墓志中所记墓主的居住地和殡葬区，有时称云州州城、有时称大同军城，两种名称贯穿于此十多方墓志所及百多年间。可见云州城、云中县、大同军城共处一地。这个地方就是北魏的平城、辽金的西京，现在的大同城。这座城市在唐中晚期是三名共存并用的。但并未见有称平城、恒州、北恒州者，说明中唐以后这此旧名已寿终正寝了。
二、一般认为城内多坊，城外多里，如三井里（十里店、十里铺应具邮传功能）。但北魏时城内则既有坊也有里，如《洛阳伽蓝记》所载洛阳城南部有永康里、永和里、凌阴里等。《魏书·李谧传》的孝义里则是御赐的。唐因魏制，城内更是坊里互称。如武青、武言父子的任贤坊与张行本的任贤里应是一地，而一则称坊，一则称里，这应是当时大同军官员的住宅区。里坊笼而统之则称里舍，里中之舍也。称里、称坊而不冠其名，也多少反映了唐代大同城乡的凋蔽与里坊制度的废弛情况。
三、大同唐志所记李英华的游弈军营内之私第、殷氏的华帐，也应是大同军武官官邸。而附近天德军、奉诚军、横野军、清塞军节度、防御、守捉诸使也多居城内。李海清是左金吾卫大将军、同十将，职位很高，但本人在大同却并无实职，只是为在天德奉诚军任职的年迈之父身边尽老萊之孝。这突出了当时大同军城“军”的特点和兵多民少、城中豪舍皆戎藩的状况。
本文本欲讨论大同出土墓志所涉的大同军军事制度及所涉战例，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讨论了。

①《魏书·地形志上》：“ 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魏书·天象志二》：“〔太和〕二十年二月，恒州刺史穆泰谋反，伏诛，多所连及。”
②《魏书·世宗宣武帝纪》：“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北镇，随方拯恤。”
③《魏书·王遇传》：“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
④《魏书·乐陵王胡儿传附嗣子思誉传》：“高祖引见百官于光极堂，谓思誉曰：‘恒代路悬，旧都意重，故屈叔父远临此任。不可不敬慎所临，以副朕望。’”
⑤《魏书·肃宗孝明帝纪》：“诏曰：‘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
⑥《魏书·肃宗孝明帝纪》：“ 孝昌二年秋七月戊申，恒州陷，行台元纂奔冀州。”
⑦《隋书·地理志》：“有后魏都，置司州，又有后齐安远、临塞、威远、临阳等郡属北恒州，后周并废。”
⑧《旧唐书·地理志二》河东道条。
⑨《旧唐书·职官一》：“至德二载十二月敕：‘近日所改百司额及郡名并官名，一切依故事。’于是侍中、中书令、兵吏部等并仍旧。罢郡为州，复以太守为刺史。”
⑩《新唐书·地理志三》。
⑾《通鉴地理注》：“时置大同军节度，置云州。宋白曰：朔州东至蔚州四百六十里，东北至故云州二百六十里。今云州治云中，本古平城也。”
⑿2001年第7期《文物》大同市考古所《大同市南关唐墓》。石藏大同市考古所。 
⒀《新唐书·地理志一》。另据《通鉴地理注》：“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北有大同军，去太原八百余里。《新志》，大同军，在朔州马邑县。按宋白《续通典》：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旧墟。开元五年，分善阳县东三十里置大同军以戍边；复于军内置马邑县，直代州北。
⒁《旧唐书·地理一》。
⒂   拙文《大同北魏平城调查札记》，《北朝研究》第四辑，2004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⒃曹臣明《大同调查汉代平城遗址》，载2004年1月9日《中国文物报》。
⒄2003年11月18日《山西日报》，亦见于同年11月19日新华社消息。出土瓦当等藏山西省、大同市考古所。
⒅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遗址的初步考查》，载2001年1第期《文物》。

2006年4月,巴蜀书社，《中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